孝悌，曾经是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生产关系中最深入人心的一个范畴，它约束和规范着千千万万个家庭，在有序的和睦相处中得以世代繁衍。今天，随着“国学”的蜂起，我们重新倡导传统的孝文化，说明“孝”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和缺失。而我们身边有这么一家兄妹，他们用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工夫，把对多年卧床、丧失意识的九旬父母的“孝道”演绎到极致。这些让人叹为观止的大孝之人，就是驻马店画家徐亚力和他的弟弟妹妹们。

阮晓林

　　

子女为二老庆生。

　　

　　父母在不远游

　　我和徐亚力是几年前一个偶然机会认识的。我们一见如故。之前知道他是驻马店一个很有实力的画家，但那天他给我的名片上联系电话和工作室地址是北京。我问其中原由，他讲述了一段让我既惋惜不止、又感慨不已的往事……

　　徐亚力在广州美院“充电”3年毕业后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进修，那年，他已经是58岁的“爷辈”之人了。由于他的绘画基本功扎实，画路又宽，在他们那届学员中是众星捧月的佼佼者。在校期间，他的作品就入选中国美协年度画展。毕业那年，清华美院破天荒为当时还是一个在校学生的徐亚力举办了规格很高的个人画展。2015年7月毕业前的一天，班主任受校方委托找他谈话，希望他留校任教，这对于痴情于国画艺术的徐亚力来说，无疑是千载难逢的人生机遇。依他的性格、人品和绘画水平，在北京大器晚成地闯出一片新天地，前景是好的。

　　两天后，徐亚力接到家里打来的母亲病重住院的电话，来不及和自己的导师打声招呼，匆匆赶回驻马店。

　　徐亚力姊妹4个，他是老大。大妹身体一直不好，小妹远在外地工作，最小的弟弟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看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将来生活很可能难以自理的两个老人，大家心里十分焦急。下一步怎样分工照顾他们，如何安排好二老的晚年？3个弟妹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徐亚力。

　　当晚，徐亚力在医院陪护母亲，彻夜没有合眼。留校任教和侍奉双亲的矛盾选择，折磨得他辗转反侧，叹气不止。徐亚力没有细说最终放弃留校的心路过程，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句话:“谁让我是家里的老大呢。”

　　久病床前有孝子

　　去年冬天的一天，徐亚力为从北京回来的一位画家朋友接风，我们几个应邀的陪客者在饭店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从他一个劲地抱歉中听得出，他是在照顾了卧床不起的两位老人后匆匆赶来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上午，我约亚力去看望病中的二老。他虽然勉强答应了，但坚决不让我买礼品。这时我才知道，他96岁的老父亲和94岁的老母亲已瘫痪3年，像植物人一样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全靠流食通过鼻饲维持生命。

　　徐亚力姊妹4个都是十分善良的孝顺孩子。父母瘫痪后，大妹把正住着的一套三居室房子腾出来，二老一人住一间，徐亚力和弟弟轮到谁值班，就睡在父亲旁边的一张小床上。家在外地的小妹只要回来探亲，一定会全天守在多日不见的二老身边，而且把包括尿不湿在内的日常消耗品都承包了。

　　护理二老的医疗设备。

　　我跟着徐亚力轻轻走进二老的卧室，房间干净、整齐，没有异味。老太太静静地侧卧在松软的床上，对我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老爷子勉强睁开眼，算是跟我打了个招呼。

　　徐亚力和弟弟一替10天轮流值班，两位老人一天5顿喂饭，两个小时一次翻身，4个小时观察一次大小便以及擦澡、理发、洗头、刮胡子、剪指甲……都是兄弟俩亲力亲为。每天的饭量、服药、医嘱、血压变化、血氧含量、大小便特征等，都要认真地记录在值班日志上，既为医生诊疗时提供详细而准确的基础数据，也作为兄弟俩交接班时掌握更多的信息。服务两位老人的听诊器、血压计、吸痰器、吸氧机等配置得一应俱全。3年多来夜以继日侍奉二老，徐亚力和弟弟的临床护理水平，已不亚于一个熟练的专业护理人员。

　　两位老人的生日都是在7月，4兄妹会在每年7月中旬的一个合适的日子，尽可能地携家带小聚在一起，在床前给二老庆生。虽然两位老人此时此刻感知不到四代同堂的温馨，但作为晚辈人的一片苦心、孝心，足以感天动地。当我听亚力说，两位老人基本未生过褥疮；当我看到十几本写得工工整整的值班日志；当我抬眼看到他日渐苍老的面容时，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在想，假如我的父母如此这般瘫痪在床3年有余，我能不能像他那样全天候地在床前尽孝呢？何况今年已经66岁、两眼因长时间创作大幅工笔画几近昏瞎、心脏几处安装支架的徐亚力，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人了。

　　部分值班日志。

　　亚力告诉我，曾有亲戚和长辈建议他们把父母送到一家条件很好的养老院，也有好心的朋友让他多请两个保姆，这样他们兄弟俩可以从日复一日繁杂的护理中解脱出来。然而，所有这些好心人的提醒，都被徐亚力拒绝了。他说，只要我们还有一点能力，决不把这个责任推给社会，更不会交给无亲无故的人。